标题: 中国历史十大冤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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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5-12-5 09:03  资料  个人空间  短消息  加为好友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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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十大冤案

作者:山飘风
  
从比干剖心到清朝文字狱,中国历史上的冤狱何其多。罗织罪名,锻炼冤狱,酷刑逼供,陷害忠良,历朝历代,薪火相传,是一门学问,也是一种传统。虽然并非是什麽好的传统,可是流行了几千年,总该有一部专著冤狱史,记录其事。不过,单是看古代名目繁多的各种刑法及五花八门的刑具,记录下来,已是洋洋大观。若是要著一部完全的冤狱史,怕是比蜀道还要难。所以,我先拣其最精彩的部分,从中评选出最著名的十大冤狱。
以下便是我所评选出的中国历史十大冤狱。
第一案,名为浮尸案。
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。
楚平王要杀伍奢,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,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。哥哥伍尚说,父亲召我,若求生不往,为天下耻笑。弟弟伍员说,俱死无益,不如奔他国,借力雪耻。伍奢与伍尚俱被杀,伍员四处逃亡。
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,因此有了“伍子胥过韶关,一夜白了头”的传说。
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,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。
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,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,《战国策》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。
伍子胥来到吴国,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,一个弱国,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。
吴王阖庐,重用伍子胥,国家日趋富强。“西破强楚,北威齐晋,南服越人”。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,吴楚交兵,吴兵攻入楚国国都,几乎灭了楚国,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。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,向北伐齐,大败齐兵,威震天下。
吴国攻破楚国国都,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,出其尸,鞭之三百。“倒行逆施”,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,毅然逃亡,历尽艰险,最终掘墓鞭尸,报仇雪耻。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,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。
吴国的辉煌,仅是昙花一现。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,重用奸臣伯否,疏远伍子胥。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,一心灭吴,吴国亡在旦夕。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,数次进谏,“越王为人能辛苦,今王不灭,后必悔之。”夫差不听,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,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。
刚烈的伍子胥,刎颈之前,对其舍人说,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,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。
夫差得知此话大怒,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,浮尸江上。
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。夫差临死时“掩其面”说:“吾无面以见子胥也”。
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,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,命此山为胥山。
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,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,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。
直言贾祸,真话说不得,犯颜极谏,龙颜就要大怒,要杀头。几千年来,一直都是这样。还是伯否这样的人好,花言巧语,哄得君王高兴,有多少荣华富贵。人为什麽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?中国的历史上,伯否这类人,如荒原上的野草,葳葳蕤蕤,十分繁茂。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,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,大家都不喜欢。这种不管不顾的人,总是难得长命。惟其如此,这样的人越来越少,而像伯否一类的人越来越多。
第 二案,名为“兔死狗烹案”
我以为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。
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,我以为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,略见逊色。
一篇“出师表”,千年传颂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,世代相传。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。一是痛失荆州,接着又有“火烧连营”,打了两个大败仗,死了关羽和刘备,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?二是兵出岐山,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,一无所获,岂是智者所为?最主要的是,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,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,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。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终于没能成功。
但范蠡却成功了。
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。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,没有这种非凡的、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。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,还需要大智慧。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,句践与范蠡、文种,君臣戮力同心,成就了大事业。
勿以成败论英雄,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。
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,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。
越国灭了吴国,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,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:“蜚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,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。子何不去?”
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。越王赐文种一剑,说:“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,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,你那里还有四种,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。”文种只好自杀。
“兔死狗烹,鸟尽弓藏;患难易共,富贵难同。”我将其称为范氏定律。范氏定律历千年而不衰。患难的时候,大家齐心合力,互相扶持。一旦有了一点蝇头小利,立刻就会撕破脸面。尤其是帝王,最是自私,因为江山是抢夺来的,所以心心念念要护着他,怕被别个抢去,越是身边的功臣越是危险,一律要赶尽杀绝。古今多少英雄,来去匆匆,有谁能打破范氏定律?范氏定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。
范蠡的智慧,尚不止于此。离开越国后,来到齐国,苦耕於海边,居然“致产数十万”。将这些财产分与众乡邻,又到陶地经商,成为巨富,天下称陶朱公。旧时谈论致富生财,都推称陶朱公。
善始而善终,天下有几个人比得了陶朱公?
善始而恶终,可怜文种。
一到登上宝座便大开杀戒,你看那个放牛出身的朱元璋,把身边的功臣杀个精光。历代多少功臣,得了功名,丢了脑袋。
所以我说范蠡是古今第一智者。
第三案,名为“车裂案”。
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“变法革新”,最成功的要数“商鞅变法”。
“戊戍变法”是失败了,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。究其失败的原因,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。在这个保守的国度,要变更祖宗之法,谈何容易。
但商鞅却成功了。
商鞅成功,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,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。
一开始,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。悬赏五金,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,“民怪之,莫敢徙”。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,有人做到了,立刻兑付了赏金。
“民怪之”,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。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形象。
于是推行新政。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,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,倍其赋”。就是说不准吃“大锅饭”。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。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,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?
新法很难执行,因为大家都反对。碰到太子犯了法,商鞅曰: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”。“刑其傅公子虔,黥其师公孙贾”。太岁头上动土,商鞅之胆略可见。“明日,秦人皆趋令”。
我们今天的改革,碰到最大的难题是“执行难”。法令如果不能执行,就是一张废纸。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”,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,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。
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说”,变法最终取得成功。
商鞅变法之前,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,夷翟遇之”。雍州位于陕西西部,所处环境,十分偏僻、闭塞。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。“诸侯卑秦”。变法之后,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,诸侯惧之,称为“虎狼之国”。到后来,秦始皇扫灭六国,完成统一大业。若论统一大业,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,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,秦孝公死后,他四处逃亡,走投无路,终被秦惠王捉住,受了车裂之刑。
历来的改革者,少有好结果。战国时的吴起,汉代的桑弘羊,唐代的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,宋代的王安石,清代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,都不得好下场。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,花样翻新,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。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,喜欢旧的,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,都是极为珍贵的,若有标新立异,一律视作异端,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。再者,千年大树,盘根错节,既得利益者,各据要津,要把他们挪动挪动,无异于要他们的命。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。
第四案,名为“聪明误”。
世上什麽最有力量?当然是权,蒯大富说,有了权就有了一切。最大的权是皇权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”
其次有力量的是钱,老百姓说,有钱使得鬼推磨。现在的说法是,“利益驱动”。
还有一种力量,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,那就是“势”。
有关“势”的研究和学说,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。韩非子说,“故善任势者国安,不知因其势者国危。”
什麽人最“善任势”?文革中,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对“势”的运用。毫无疑问,他是一个大师。
先是倡阶级斗争,酝酿发酵;接着发小红书,添火升温;十余次接见红卫兵,乘风鼓浪。接下来我看到的是,巨浪滔天,排山倒海,横扫千军,势不可挡。我那时深切体会到那种“势”的巨大威力。那麽多当权派,曾经大权在握,多麽显赫,竟毫无抵挡之力,任滔天巨浪,一泻千里,无所不摧。文革是一场夺权斗争,自下面蓄“势”、起“势”、发“势”,夺上面之权。权之力败於“势”之力。
“势”为何有力?因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。文革之“势”,聚集了六亿人的能量,所以无坚不摧。
冷战时期的“核威慑”,也可说是一种对“势”的运用。何谓“威慑”?用中国话说就是“引弓不发”。箭在弦上,拽满了,锋镝直指你眉心,却又不发,你会感觉到一种威胁,一种摄人之力。强大的核武库,可以将地球毁灭数次,聚集了大量的能量,因而具有某种摄人之“势”,用这种“势”来制敌,是为“核威慑”。
现在的网络,也有力量。孙志刚事件,孙大午事件,刘涌事件,都曾显示网络的力量。网络既无权,也无钱,力量源於何处?源於“势”。七千网民聚集的能量,成为“势”,一股“势”力,“势”不可见,但可以感觉到。
国语中有关“势”的词很多。权势、威势、气势、势力、造势、火势、水势、风势、势能、势焰、势必、泰山压顶之势、势不可当、大势所趋、因势利导、蓄势待发、人多势众、势均力敌、兵无常势等等。细细考究这些词,可以从中体味“势”为何物。
韩非子将“势”与法、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。在其《难势》等篇章中对“任势”之理作了精辟的阐述。
近人有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也曾论及韩非子之“势”。
春秋战国,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,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辉煌壮观的一个时期。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。细读韩非子,你会为他气势之磅礴,视野之开阔,立论之缜密,引喻之精博而叹服。
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,说:“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也!”
韩非子到了秦国,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,向秦王进了谗言,将韩非子害死狱中。
一个人为自己的聪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在我们中国,心怀嫉妒的小人何其多,那些聪敏人,他们脑袋中的聪敏对脑袋自身具有极大的杀伤力。外国人嫉妒别人比他强,会奋起而追之。我们中国人嫉妒的时候,非常的阴毒,往往是含沙射影,暗下杀手。所以我们的圣人说,惟妇人与小人为难养也。这提醒我们,为人处世,一定要谨防身边的小人。当然,那些大人(权贵)也不可不防,因为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猜忌多。
难怪,聪敏的板桥先生说,难得糊涂;林彪说,勿建言。
第五案,名为“无兵造反案”。
汉代韩信之死,最令人同情。
楚汉相争,刘邦与项羽对阵,常吃败仗,刘邦可说是“常败将军”。
高祖二年,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,至彭城。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,大破之,汉兵死者十余万人。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,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。这一仗,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。高祖三年,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,弹尽粮绝,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,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。刘邦收兵守成皋,又被项羽包围,复遁,逃入韩信军中,收韩信之军。高祖四年,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,假意摸着脚说,射中我指头了。逢羽必败,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“恐羽症”。
多亏有韩信在。汉军出陈仓,就是“用韩信之计”。以后井陉之战,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。收赵定齐,韩信立了大功。杀死龙且,斩断项羽臂膀。刘邦几次大败,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,方能再战。
高祖五年,楚汉决战垓下。开始韩信、彭越不到,刘邦大败,“深堑而守之”。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,愿与韩信、彭越“共天下”,把两人哄了来。垓下之战,据《史记》记载,“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”,整个战役,全由韩信指挥。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。
刚刚葬了项羽,刘邦就“驰入齐王壁,夺其军。”突如其来,夺了韩信的兵权。好一个“共天下”,原是如此。
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,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:楚、汉相争三年,在京、索之间相持不下,兵疲民困,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“息天下之祸”。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,兵强马壮,且“据强齐,从燕、赵”,正好“三分天下,鼎足而居”。这一段文字,十分精彩,恰似诸葛亮《隆中对》的最早版本。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。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?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。
蒯通又引了“兔死狗烹”,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,但韩信深信刘邦,执迷不悟。
结果韩信没有逃脱“兔死狗烹”的结局。
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,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”我对此十分怀疑。
猜忌—削权—杀头,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。韩信功高,有奇谋,善用兵,刘邦岂能容他。韩信之后,彭越、琼布也为刘邦所害。聪明的张良,深知“兔死狗烹”之理,托言辟谷,跑到深山里去避祸。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,后人不知就里,引张良的例子学而习之,自残其身,实在是谬以千里。可以说,韩信被杀是必然的。
谋杀韩信,刘邦不在现场,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,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。在许多罪案中,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。
说韩信谋反,不但奇怪,也不合逻辑。作齐王时,实力强大,蒯通一劝再劝,坚决不反;当了楚王,仍有一定实力,也不反;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。无兵造反,自取灭亡,韩信莫非有病?况且,韩信与陈豨的对话,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,泄漏出去,定有杀身之祸。却纪录于史书之中,而且绘声绘色。
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。
如果要编一本中国的《帝王术》,一定要有一章,如何用谎言锻炼冤狱。经见过多少冤假错案,离奇的造假手法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们中国的这种技巧,乃是一种国术,不断流传,发扬光大,至臻完美。
临死,韩信才觉悟,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”。这个天才的军事家,原来是个呆子。
第六案,名为“忧愤悲歌”案。
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,死时年仅五十七岁,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。
一生坎坷,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,一忽儿上,一忽儿下,上上下下何其多也。
政和二年中进士,官至监察御史,“以言事忤权贵”,被迁为起居郎。生性刚直,容易得罪人,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。
宣和元年,上书力陈国事,“朝廷恶其言”,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。脾气不改,又得罪人,再给一棒。
宣和七年,被任命太常少卿。金兵南下,宋徽宗胆怯。李纲“刺臂血上书”,请徽宗禅位太子。如此大胆,实在少见。
钦宗即位。靖康元年,金兵过黄河,局势危机,徽宗南逃,钦宗也想跟着跑。满朝文武,个个畏敌如虎。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。李纲挺身而出,力挽狂澜,主张坚守抗战,并且临危请命:“陛下不以臣庸懦,倘使治兵,愿以死报!”钦宗为其感动,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。李纲甫上任,下令,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。李纲厉兵秣马,调配军队,修整军械。金兵攻城不下,只好退兵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李纲守东京”的故事。
李纲运筹帷幄,准备大举反击。有姚平仲急于邀功,受了小挫,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,钦宗罢了李纲的官。消息传开,京城军民“不期而集者数十万,呼声动地”,为李纲请命。钦宗无奈,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,重负守城之责。
不久,以“专主战议,丧师费时”之罪,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。
金兵再来的时候,钦宗觉悟“和议之非”,又想起李纲来了,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、领开封府事。
高宗即位。任李纲为宰相(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)。李纲锐意革新,改革弊政,充实国库,整顿军备,准备北伐。其坚决抗战的主张,遭到黄潜善、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,被视为眼中钉。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,放逐鄂州。
十几年来,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,屡遭贬谪。
三个皇帝,徽宗、钦宗、高宗,一个比一个昏庸。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、投降派,蔡京、童贯、梁师成、李彦、朱勋、李邦彦、蔡懋、唐恪、耿南仲、张邦昌、汪伯彦、黄潜善等,把持朝政,迫害忠良。
大厦将倾,独木难支。
绍兴十年,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。
为什麽,忠与奸的斗争,如此艰难,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?
第七案,名为“莫须有”案。
岳飞这个名字,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。
现在有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,引了外国权威的话为证,大谈“民族”一词的含义。我国历史上的英雄,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,像参天大树,要想撼动他,决非易事。
在俄罗斯,无论走到哪里,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战争纪念碑,英雄雕像以及被战火摧毁的坦克、大炮、机车车厢等,整个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战争博物馆、英雄纪念堂,这个强悍的民族随时都在向你展示他们骄人的战绩,讴歌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。他们击败了拿破仑,他们战胜了希特勒。一种骄傲,一种不屈的精神,在俄罗斯人血液中流淌,表现为他们特有的民族气质。而在我们这里,没有那种强悍,没有那种显露无遗的骄傲。二战的遗迹,与边界那边的俄罗斯相比,刻意保留的很少。我们的民族英雄,岳飞、林则徐,任由一些文人肆意贬低。
两个民族,如此不同。
有关岳飞“愚忠”的讨论,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。
读孔孟的经典,读贾谊的“过秦论”,读杜牧的“阿房宫赋”,读黄宗羲的“原君”,读马基雅维利“君王论”,读卢梭的“社会契约论”,总是搞不明白,为什麽我们需要皇帝?像秦始皇,杀人如麻。这样的混世魔王,也是必不可少的吗?
君王的权力,来自於人民。由于我们订立了“契约”,将权力委托给他,他的职责,是为人民服务。
像徽宗、钦宗、高宗这样的皇帝,金兵一来,吓得魂不附体,兔子一般,只想逃命,罔顾其职责。
有时我想,请一个猴子来,戴上皇冠,恭奉於皇座上,也比徽、钦、高三宗强。至少,猴子不会下令,迫害忠良。如此,则李纲、宗泽、岳飞可以领导人民抗敌,岂不是好?
“契约”一说,对于我们中国人,是西方的毒药。
我们中国人只相信孔孟之道。西风东渐,闹过几回批孔,不痛不痒,大成至圣文宣王,巍然屹立。
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,乃是天经地义。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,那些昏君、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,到头来,百姓们仍要俯伏尘埃,叩首欢呼,万寿无疆。
“愚忠”的并非只有一个岳飞。时空转换,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,你到网上去看看,颂扬秦始皇的,仍大有人在。“万寿无疆”的理念跨越时空。孔孟之道,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,如泰山。区区某人,想要挣脱他,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,不要去批评岳飞的“愚忠”,“愚忠”其实是一种美德,完全符合东方价值观的教义。
关于岳飞,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: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?
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,早些年,人们经过秦桧像时,都要啐上一口。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,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。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,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,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。世人皆知,是秦桧害死了岳飞。
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。他在一首《满江红》中说,“念徽钦既返,此身何属?千载休谈南渡错,当时只怕中原复”。说的是高宗,只怕收复中原后,徽钦二宗回来,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。
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害死了岳飞。
所以,跪在岳飞墓前的,应当是高宗。
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,皇帝去跪臣子,不合规矩。中国人最讲究规矩,圣人曰:“君君、臣臣”,上下有序。“臣罪当诛兮,吾皇圣明”,一切过错都在臣子,皇帝总是圣明的。
审判四人帮时,我就有些疑惑,江青是何人?一个八级干部,她有多大能耐,可以将那些开国元勋一个接一个整倒,甚至迫害致死?
第八案,名为“谋逆”案。
明朝的太监,时常在朝廷中作祟,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。英宗时闹出“土木之变”。
蒙古人犯大同,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。兵部侍郎于谦力谏,不听。第二天就出发,“事出仓卒,举朝震骇”。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,粮草不继,饿死者不计其数。进至大同,无法作战,只得回师。王振是河北蔚州人,挟持英宗朝蔚州去,走了不远,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,改道向东去。到了土木堡,距怀来城已不远,大军欲入保怀来城,被王振所阻,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。蒙军追及,英宗被俘,王振被杀。
一个浑王,昏聩如此;一个佞臣,跋扈如此。国家大事,如何不坏?
“土木之变”,“劲甲精骑”死伤数十万,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。人心惊恐,军无斗志,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,主张放弃北京南迁。危难之际,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,严厉斥责投降派,坚决主张抗战,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。一面调集各路军马,部署北京保卫战,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。蒙军围城,激战五天,终被击退。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,赖于谦之力,力挽狂澜。
此后,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,君臣一心,革除弊政,建立新军,加强边防,国力稍振,敌寇不敢入侵。
世事无常,祸生不测。本是大好局面,突然急转直下。景泰八年,发生了“夺门之变”。
先前,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,奉为太上皇。景泰八年,代宗病重,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,“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”。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,宣布太上皇复位。以“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”为罪名,坐《谋逆律》,斩于谦於市。
抄家的时候,发现于谦家“无余资”,没有钱。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,打开一看,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。
当官多年,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,如此清官,实在罕见。
于谦一死,蒙军再来犯,皇帝就后悔了。旁侍的官说:“使于谦在,当不令寇至此。”帝为默然。
《明史》说于谦“当国家之多难,保社稷以无虞,惟公道之独恃,为权奸所并嫉”。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。说得非常贴切,天下广为传颂。
我尊敬于谦,不仅因为他家中抄不出钱来,不仅因为他抗敌救国,力挽狂澜,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。
读于谦的诗,就会有一股清气,一股天地之间浩然之气,令人激动不已。诗如其人,浩气凌云,是于谦的本性。
于谦的《北风吹》、《咏煤炭》,还有那首极为脍炙人口的《石灰吟》:
千锤万击出深山,烈火焚烧只等闲。
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诗品、人品,辉映千古。
于谦之冤较之窦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。
第九案,名为“反间计”
袁崇焕这个名字,因为金镛的缘故,广为人知。
袁崇焕像磐石,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,坚不可摧。金兵几次撞击,如以卵击石,头破血流。
开创满清大业的努尔哈赤,可谓是一代天骄。可是这位天骄,撞到袁崇焕这块石头上,一命呜呼。
明天启六年,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。经略高第、总兵杨麒拥兵不救。一座孤城,很少的兵力,由袁从焕率领,英勇抗敌。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的战例。结果金兵被击退,努尔哈赤负重伤,并于是年死在沈阳。
这一仗充分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。自此,金兵闻其名而胆寒。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,崇祯时,再升为兵部尚书、蓟辽总督。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,宁远、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。天启七年,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,被袁崇焕击退,损失惨重。
雄心勃勃的皇太极,一心要攻明,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,大伤脑筋。
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。
历史上,每逢国家危亡之际,就有汉奸应运而生。外来之敌,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着路径。一些汉奸,聪明绝顶,运筹帷幄,帮着敌国来灭自己的国家。
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,深谋远虑,为皇太极献计,绕过袁崇焕,取道蒙古,以趋直隶之背。皇太极亲率大军,一路畅通,包围北京。
袁崇焕率兵入援。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,用范文程反间之计,四两拨千斤,大获全胜。
现在看来,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计谋,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?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“悄悄耳语”,说今日撤兵,与袁崇焕有密约,里应外合,成就大事。杨太监“佯卧”,“窃闻”其言,回去报告给崇祯。崇祯深信不疑,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。
十二月下狱,次年八月杀袁崇焕。籍其家,无余资,是一个清官。
袁崇焕不死,清兵很难入关。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,这根柱子一倒,再无人可以替代。
读中国历史,越读越糊涂。
万历六年,明朝人口已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人。满清人口男女老幼统共不过百万人。一个六千万人的大国,经济发达,科技先进,被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,是何原因?
是因为有一大批汉奸,诸如范文程、吴三桂、洪承畴、孔有德、尚可喜之流,为其出谋划策,统兵作战。
灭亡明朝的主力其实是汉人。他们后来虽然都升官发财,但始终是奴才,不是主子。
贪生怕死,贪图富贵,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,他们是一批可耻的败类,应当把范文程之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为其大唱颂歌,将其与张良、诸葛亮、刘伯温并列为杰出历史人物。
在中国还有没有是与非?
第十案,是“百日维新”案
百日维新,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,结果慈禧发动政变,光绪被囚於瀛台,维新党如鸟兽散,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。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。
这段历史究竟引出了什麽教训?
其一,依照牛顿第一定律,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。中国这个国家,最大特点,是质量太大。五千年历史,积淀太厚,如泰山,更兼数亿人口,决定了中国巨大的质量。如此巨大的质量,其惯性超乎想象。像一个质量巨大的星球,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,要改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,谈何容易。有一本《趣味物理学》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运转会怎样,那将是一场灾难,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。因此,要想改变中国,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他巨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。
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,一群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,二者结合,就要旋转乾坤。康有为说:“守旧不可,必当变法;缓变不可,必当速变;小变不可,必当全变。”就是这个“速”字,导致其最终失败。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康有仁,批评其兄:“伯兄规模太广,志气太锐,包揽太多,同志太孤,举行太大,……而上又无权,安能有成?”恰是一语中的。
在中国,任何激烈的变革,都是不适宜的。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,猛烈地改变中国,因为它的质量太大。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诉我们,这是不可能的。
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麽?采用暴力的方式,彻底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。
辛亥革命是否真的成功,可以讨论。事实是,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福祉,他带来的是军阀混战。表面上看,革命是成功了,皇帝被打倒了。蒋总统取代了清皇帝。皇帝变为总统,不过是变更了一个名词,但专制依旧,腐败依旧,中国人民的痛苦依旧。
像是钟摆,摆过去,再摆回来。又像只苍蝇,飞了一个大圈,终又回到原点。
这就是我们中国,那些固有的东西太厉害了,孔孟之道,封建传统和意识,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化DNA的一部分。
人心思变,换一拨人来治理中国一定比原先那帮人强麽?也许是前门缉盗,后门进贼。只要我们文化中的DNA不变,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铲除杂草,后来滋生出来的,遗传基因不变,仍是杂草。
改革者需要的是耐心和韧性,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。
中国的改革,一定不能快,只能是一看、二慢、三通过。
其二,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(既得利益集团)发动政变,保住了他们的政权和既得利益。他们没有想到,改良派被压下去,革命党正好乘势而起。革命党比改良派更可怕,他们不是要在现有体制上修修补补,他们要使用暴力,彻底推翻旧政权。先是暴动,接着是社会动荡。溥仪一伙被赶出故宫,惶惶然如丧家之犬,流落到天津,装在许多大箱子里的财宝也被人掏空了。以后被日本人搞到东北当傀儡,几乎性命难保。接着被苏联人捉去蹲大狱,尝尽颠沛流离之苦。回来后又接受劳改,一生坎坷艰辛,正是慈禧作的孽。保守派(既得利益集团)既没有保住他们的政权,也没有保住他们的财产,他们的子孙后代甚至成了丧家之犬。从他们以后的遭遇来看,他们当初反对维新实在是愚蠢至极。“百日维新”,无论对改良派还是保守派(既得利益集团),都是一次极好的机遇,如果两方面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,就会有一个双赢的局面,中国从此走向富强,他们也会从中得到好处。
有时我真想写一篇文章,题目叫做“寻找共同点”,改革派与保守派(既得利益集团)是有一个共同点的,那就是,不要发生动乱。一旦发生动乱,改革派的理想灰飞烟灭,保守派则将失去他的一切,不仅既得利益难保难守,就是身家性命也难保障。民主与共和,是全世界的趋势,就像地球的转动一样,无法逆转。保守派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,他们之所以顽固,无非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,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,保住自己儿孙们的福祉。但顽固不能太过分,慈禧的错误是太过分,不给改革派些许留一点发展空间。这位老太太,“戊戍政变”三年后终于认清了形势,公布上谕:“决意变法,母子一心。”并仿照“百日维新”的做法,实行一系列“新政”。可惜,为时已晚,各种矛盾激化,终于发生革命。
“百日维新”也是一个舞台,各种精英人物,纷纷上台亮相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谭嗣同。
比较俄罗斯人的强悍,日本人的强悍,中国人的民族性里,缺少一点刚性。有一个帖子里说到世界上挨打最多的十个国家,中国位列其中。
在中国历史上,像岳飞、谭嗣同这样的英雄,历代都有,但他们的下场都不大好。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不大喜欢这类人,使用的方法是“枪打出头鸟”。鲁迅说:“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,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。”
谭嗣同说:“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中国所以不昌也,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
引颈以对屠刀,全无怯色,何等慷慨。
我们中国最需要的,就是这样的慷慨男儿。
“请自嗣同始”,五个字,如砧上锻钢,铿锵作响。我们这些浑浑噩噩的人,总该受到一些震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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